政治理想化 不如理想政治化

2008年7月，我因為實習關係採訪一場教改團體的聯合座談，

會中他們感嘆：

教改之前，在街頭上爭取這麼久的權利和訴求，

政治人物一句話，一紙公文，就成了政績籌碼，

教育是改革了，但方式、成果/後果和他們的期待相去甚遠，

失望之餘，也開始質疑與政治勢力合作的必要。

時值政黨二次輪替未久，

失勢的民進黨欲重新爭取民間街頭力量的支持，另圖再起，

但也因為「重新爭取」，讓當時的社運團體有所保留。

社運團體的議題訴求多為相對少數，或者相對弱勢的族群發起，

該議題若牽涉到主流勢力，進而引起主流重視時，

代表主流民意的政府、政黨和政治人物也就不得不注意，

該議題也因此獲得引入主流資源來解決的契機

──台灣牽涉到主流的社會議題，至今無一不是靠政府出面，

才有資源獲得較妥善的因應。

政府、主流政黨握有台灣社會最龐大、最多角化的資源、平台和管道，

透過政府或政黨來實現訴求，影響最大也最快。

然而，政府、政黨和政治人物在行事時，

必須考量主流民意的向背，畢竟選票多寡決定政治生存的空間，

這其中包含了各方勢力的利益傾軋，以及社會大眾對議題的瞭解與觀感，

當然，也包括政府、政黨和政治人物本身的既得利益，

因此，社運團體的訴求及實行方式進入政治程序後，

往往面目全非。

既然解決社會議題非找政府、政治勢力不可，

而政府、政治勢力又有各自的本位、利益思考，

推動社會議題者在進入主流領域後，

就必須對此有所瞭解並迂衡對策，

政治勢力要考量主流民意、本身利益、各方傾軋和大眾觀感，

推動議題者也得對此有所考量，有所妥協，才會有所合作。

不言的恐懼 不變的焦慮──台灣人的兩岸心結

北京奧運──高雄世運、台北聽奧；上海世博──台北花博，
如此恰巧，如此費盡心機。

眼見對岸透過宏大的儀式昭示著大國崛起，
台灣也忍不住藉著性質類似，卻不比規模的方式回應，
意圖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，並向對岸展現不同的特色，
換個角度，卻像亦步亦趨。

費盡心機，卻欲蓋彌彰了台灣人共同的焦慮：
擔心因為對岸的強勢，導致我們失去了自己。

同樣的焦慮，不同的反應，是藍綠爭吵最核心的癥結，
ECFA怎麼簽，一方說，不簽會被邊緣化；另一方說，簽了才被邊緣化。
「邊緣化」變成恐懼對岸打壓，使台灣被擠下國際舞台，「失去自己」的托辭。

反應不同，顯示了這焦慮的特殊性：敵在我中，我在敵中。
論過去，台灣主要族群，絕大多數都是在不同時期由中國大陸移居而來，
將中國大陸不同時間的文化、不同地點的血緣挪到台灣混雜、沉澱、變種、延伸，
論現在，台灣有大量的資金投入中國大陸，同時倚賴這個龐大的市場。

歷史上的分化與隔絕讓兩岸有了不同的發展，
使得兩岸人民即使以「同文同種」硬性概括，
台灣人還是可以輕易舉出兩岸的差異，
不管是政治、經濟、生活、還是文化上；
但是，當台灣人漸漸不覺得自己是「中國人」，
認為自己不同於「中國人」的同時，
卻為了聽說韓國欲獨佔端午節和屈原的文化所有權而憤慨；
漢字拼音系統至今仍未統一，爭論點之一在於中文古音的存續；
以及最明顯的繁簡體字爭議：
台灣用的是過去在中國通用的繁體字，但現在中國大陸棄之不用，化繁為簡，
台灣到底是中國文字正統的延續，還是歷史的陳跡，
亦或華文社會的「特殊定位」？
過往的中國，造就了現在的台灣，
我們自覺與對岸不同，甚至擔心被對岸「同化」或者併吞，
卻又割捨不出與對岸的緊密連結。

恐懼被併吞本身是台灣人共同的焦慮，
不想被對岸政權統治的原因大致可分為三種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