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8年7月，我因為實習關係採訪一場教改團體的聯合座談，
會中他們感嘆：
教改之前，在街頭上爭取這麼久的權利和訴求，
政治人物一句話，一紙公文，就成了政績籌碼，
教育是改革了，但方式、成果/後果和他們的期待相去甚遠，
失望之餘，也開始質疑與政治勢力合作的必要。
時值政黨二次輪替未久，
失勢的民進黨欲重新爭取民間街頭力量的支持，另圖再起，
但也因為「重新爭取」，讓當時的社運團體有所保留。
社運團體的議題訴求多為相對少數，或者相對弱勢的族群發起，
該議題若牽涉到主流勢力，進而引起主流重視時，
代表主流民意的政府、政黨和政治人物也就不得不注意，
該議題也因此獲得引入主流資源來解決的契機
──台灣牽涉到主流的社會議題，至今無一不是靠政府出面，
才有資源獲得較妥善的因應。
政府、主流政黨握有台灣社會最龐大、最多角化的資源、平台和管道，
透過政府或政黨來實現訴求，影響最大也最快。
然而，政府、政黨和政治人物在行事時，
必須考量主流民意的向背，畢竟選票多寡決定政治生存的空間，
這其中包含了各方勢力的利益傾軋，以及社會大眾對議題的瞭解與觀感，
當然，也包括政府、政黨和政治人物本身的既得利益，
因此，社運團體的訴求及實行方式進入政治程序後，
往往面目全非。
既然解決社會議題非找政府、政治勢力不可，
而政府、政治勢力又有各自的本位、利益思考，
推動社會議題者在進入主流領域後，
就必須對此有所瞭解並迂衡對策，
政治勢力要考量主流民意、本身利益、各方傾軋和大眾觀感，
推動議題者也得對此有所考量，有所妥協，才會有所合作。
